法律人类学研究是指以参与式观察为基础的法律研究。按照时间顺序,法律人类学的西亚北非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法律人类学关于西亚北非的作品只有一部,可谓缺失的版图。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纳德及其弟子的倡导和实践下,出现了一种可以命名为“纠纷解决类型学”的研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法律人类学关于西亚北非地区的研究出现了法律文化的研究进路。这主要以劳伦斯·罗森的研究为代表。近 20 多年来,法律人类学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研究越发呈现出一种多元并进的特色。具体又可以区分为三种法律维度：法的日常维度、法的历史维度、法的跨国维度。这种研究,从数量上看,相对较少;从地区上看,主要关注世俗化较高的国家;从议题上看,一直位于学科前沿;从方法上看,采用民族志方法,且有明显的比较倾向。法律人类学的西亚北非研究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特的范式。法律人类学之于区域国别研究,其功能和贡献主要在于方法的特殊性。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的扩大,库尔德女性运动也在不断发展。在政治运动中积累实践经验的同时,库尔德人也在不断推动本土性别理论的创新。2005 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提出“民主邦联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理念,确认了性别平等与女性解放在库尔德运动意识形态中的中心地位。2008 年,奥贾兰通过研究女性受压迫的历史,总结库尔德女性多年斗争经验,提出“女性学”（Jineology）概念,从而指导新时期女性运动与地区建设。“女性学”创造了专属女性的话语体系,是从女性视角还原历史的重要尝试,也是对男性垄断知识生产的挑战与女性在中东父权社会长期失声的反抗。简要回溯库尔德女性从“失声”走向“发声”的历史后,本文将结合“失声群体”理论,对“民主邦联主义”与“女性学”理论及其指导之下的性别运动实践进行剖析,还原罗贾瓦女性的真实权利与处境。

在国内学界各学科不约而同开始讨论田野调查之 际，田野调查已经成为跨学科视野下的一种学术生态。田 野调查生态的形成与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在学界的流行有着 密切关系。跨学科理念在全球学界流行，其背后隐含的是 对现有植根于学科分类的高校体制的解构，以及对基于案 例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强调。在新兴交叉学科的区域 国别研究领域，因其以地理区位划分研究对象的特点，田 野调查成为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方法论。田野调查既是一系 列研究方法的科学集成，也是涵盖了多个学科的学科综 合。跨学科视野下的田野调查的共性在于以问题为导向， 掌握问题的复杂性；追求某个社会场域的整体视角，考虑 对问题看法的多样性；重视第一手材料，强调掌握现实的 动态性。跨学科视野下的田野调查强调自下而上地、生成 性地、从整体性视角对研究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区域国 别学作为我国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学界正在不断探索其知 识体系、学科核心与学科边界所在。区域国别学在将田野 调查看作其核心方法论之一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学科边界模糊性，将包容更多灵活动态的研究进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于城市历史进程或城 市化的研究多遵循线性演变的逻辑，也就是城市人口增 多、空间扩大的城市发展史，关注的是描述性的统计分 析，低估了行动者及其行动的重要作用。都市人类学视阈 下的城市变迁研究得以对城市的时空进行解构，透视城市 内街道、建筑物、纪念碑、基础设施等城市场所或部件的 符号力量与文化意义，有助于从动态实践的角度深入理解 城市的复杂性与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将目光聚焦在人口 多达两千万的拉美最大城市墨西哥城，在梳理 19 世纪末 以来墨西哥城“历史中心”及其周围区域在道路规划、城 市建设、空间区隔、景观设计、人文休闲、商业开发等方 面变迁的基础上，试图展现官方话语下的构想空间与当地 居民自下而上的抵抗之间的张力，为理解城市史提供一种 “人”与“城市”双向建构的新视角。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在某些方面已取得共识,但较少触及方法论层面的讨论。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过程无不嵌入知识与田野的互动,并具有追寻综合性知识、以问题为导向、自带多学科、需漫长实践过程等特点,这使讨论方法论取向成为可能。对此,笔者基于人类社会解决日常问题(如疾病与健康)常应用多元方法的普适性特点,结合自身在东部非洲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践过程,特别是多年多次的田野调查实践,尝试提出方法多元主义方法论取向的学术观点。

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早已起步,然受限于时代,未形成规模和惯例。而今,随着“海外民族志”概念的提出和大陆诸高校推动的海外田野实践,海外民族志渐成规模,并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一大面向。因历史积淀、人才培养、语言通关等问题,海外民族志尚处于探索期。文章通过肯尼亚田野展示研究者面临的选题焦虑和问题困惑,并讨论田野点选择、研究方法确定和风险规避的策略,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提供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