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俘获”是新兴民主国家普遍面临的一种转型困境,其本质是资本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绑架与操控,属于腐败的高级形态。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同样遭遇了“国家俘获” 这一困境。 由于殖民历史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影响, 南非的案例充满了族群政治色彩。“资本权力”和“族群政治”纠缠在一起,使得后殖民国家遭遇“国家俘获”的情形变得更为复杂。本文将对南非的“国家俘获”现象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古普塔家族和宗多委员会的深入分析,试图探索后殖民语境下“国家俘获”的形成机制和解决方案。希望借助南非的个案为“国家俘获”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与完善,并尝试与更为宏大的“弱国家困境”理论形成对话,以此反思后殖民国家的民主化与国家建构道路。

新兴技术的兴起、经济的发展、社会基础的变迁和相应政策的支持,使得互联网平台企业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这些变化对传统的政府管制模式和政治运行方式产生影响,也对当代政治学许多现有的基础性概念和理论提出了挑战。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兴起使原本的公共治理的主体出现了变更,影响了传统的权力运行机制,更创造了全新的政治空间。面对这些变化,本文通过对阿根廷最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自由市场”的案例进行分析,提出国家在数字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治理精神,鼓励协商合作、改进监管理念、改善政治吸纳,从而应对新发展带来的政治影响。

广义来看， 政商关系研究的是代表私人利益的企业或个人与代表公共权力的官僚机构或官员之间的互动模式及其影响。政与商的互动深远地影响着财富产州的形式、 财富和权力的分配、 国家能力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长远发展方向。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 金融市场、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崛起， 现代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自主决定权愈发受到国内外资本力量的冲击。相较于工业化之前的传统社会，当今政治在很多情况下已为市场所捕获并由市场驱动， 全球化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为了维系政治合法性， 政府必须调整国内政策以适应国际市场力量。因此， 政商关系的演变其实也反映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在广大发展中国家， 强社会弱国家” 的格局往往导致企业比政府更有能力调动和使用资源、来提升经济， 政府对企业的正确干预是形成良性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由于其重要性和透视感， 政商关系一直是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学界普遍认为， 稳定和良好的政商关系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反之则会导致经济因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罔际发展研究文献， 从政商关系的视角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功（ “亚洲四小龙” ）或失败（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认为特定类型的政商关系有助于工业化转型。进入21世纪后，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渐意识到， 全球化对它们来说是一把 双刃剑 ”，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促进了资本和生产资料的流通， 但无法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众福利的相对均衡状态。进而直接产生的政治疑问是， 如果国家被视为一个独立行为体， 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资本的控制， 或是说一旦该局面形成，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什么样的力量能持续推动 国家考虑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福祉？当然， 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商关系研究不再局限于分析国家经济的成功与失败， 而是把资本介入政治视为常态， 更多从执政者和私营部门互动的机制去窥探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的运行模式。

站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在本辑设置了 “发展中国家政商关系”专题， 对当前冲l现的新案例进行讨论。 其中， 朱鹏飞和杨崇圣的文章指出， 以国家权力被资本绑架和控制为特点的 “ 国家俘获” 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他们认为， 南非的政商关系不能简单用“资本-政治”互动的视角去理解， 而应该重视当地政治中的族群身份问题。 该文选择了在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崛起的印度古普塔家族为典型案例， 分析了新时代资本力量对政府的操纵过程， 以及南非社会对该问题的改革。 袁梦琪的文章则向我们展现了新兴技术崛起下发展中国家政商关系的变迁。 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新商业力量已经成为在政府和传统私营企业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力量， 接管了诸多公共管理职能， 直接推动了国家治理模式的革新。 该文选择了阿根廷最大的互联网平台 “ 自由市场 ” （ Mercado Libre ）为典型案例， 展示了数字化转型对该国权力流程的再造和权力运行关系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