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政治变革进程中,有三个军政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即殖民地时代（1492 — 1810）、迪亚斯独裁时期（1876 — 1910）、墨西哥一党执政时期（1929 — 2000）;也有两个军政关系相对紧张的时期,即19 世纪上半期考迪罗统治时期（1810 — 1876）和墨西哥革命及革命后初期（1910 — 1929）。与其他拉美国家比较,墨西哥军政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独特性。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南美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威权主义体制,主要表现为军人通过政变建立的军事统治;而墨西哥通过官方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了一种文人执政的软威权体制,避免了军事政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南美国家,与民主化相伴随的是政治的“非军事化”;而在墨西哥,却出现了一种国家的“再军事化”趋势。

印度军政关系以其长期保持平稳的“文官治军”著称。英国在印度推行殖民统治的数百年间不断地调试控制武装力量的手段,其掌控军队的相关制度安排如同“双刃剑”,在确立文官统治军队的同时,也给未来印度构建稳定的军政关系埋下了隐患。伴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印度本土政治集团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参与规划掌控武装力量。印度建国后,国大党政府时期推行了多项去殖民化举措,部分克服了英国“殖民遗产”留下的动荡因素,初步确立起印度式军政关系的基本框架。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应对军事安全领域面临的新挑战,印度人民党政府强力推动了搁置数十年的军事改革,给未来印度军政关系的发展带来诸多变数。

以色列定居点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巴以和谈的焦点和难点,既有研究的关注重点是以色列政府、相关政党或宗教组织,但缺乏对以色列国防军与政府在定居点问题上的互动及军队在该问题中的作用的探讨。本文基于对涉及定居点关键政策,即1967 年建设定居点、1993 年巴以和谈及2005 年的沙龙单边撤离政策等案例的历史性分析,提出以色列军政互动的基本模式。文章认为,虽然文官政府以社会动员资源及一定程度上的专业自主权换取军队的认可与服从的经典“交换”关系稳定存在,但是以色列政府并未对军方达到完全控制,一旦军方认为政府某项政策对其造成伤害,则会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挑战;其挑战效度主要由两大要素决定,一是文官政府内部是否存在分歧,二是政府对军方为该项政策提供合法性的需求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