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言在传统学科中的归属存在矛盾,它既可以归入以社会科学为导向的地区研究范畴,又可以归入与文学和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与此同时,地区研究学者也面临一定的障碍,他们很难让社会科学家相信,语言能力不仅仅是一种能够帮助社会科学家将研究工作扩展到非英语世界的工具。本文认为上述两方面矛盾所带来的明显混乱为现代语言学家进行学科更新提供了动力。而学科更新则可以通过两方面的努力来实现,一是与社会科学建立更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提升现代语言在人文学科中的重要性。本文关注社会科学中重新兴起的对具体时空情境的兴趣。本文认为人是具体时空的集中体现,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以将语言知识从单纯的技能转变为重构的新地区研究（New Area Studies）的知识核心。本文将分析新地区研究如何摆脱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如何摆脱将大国作为主要分析单位的传统框架。新地区研究拒绝将“地区”作为一个有界实体概念,并且关注贯穿于不同地区的事物而非地区内的事物,比如媒体、各类艺术形式、图像、知识和人。本文将讨论新地区研究对未来的现代语言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语言跨越传统边界的能力能助其重新成为新地区研究的前沿,并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复兴的人文学科的前沿。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的扩大,库尔德女性运动也在不断发展。在政治运动中积累实践经验的同时,库尔德人也在不断推动本土性别理论的创新。2005 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提出“民主邦联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理念,确认了性别平等与女性解放在库尔德运动意识形态中的中心地位。2008 年,奥贾兰通过研究女性受压迫的历史,总结库尔德女性多年斗争经验,提出“女性学”（Jineology）概念,从而指导新时期女性运动与地区建设。“女性学”创造了专属女性的话语体系,是从女性视角还原历史的重要尝试,也是对男性垄断知识生产的挑战与女性在中东父权社会长期失声的反抗。简要回溯库尔德女性从“失声”走向“发声”的历史后,本文将结合“失声群体”理论,对“民主邦联主义”与“女性学”理论及其指导之下的性别运动实践进行剖析,还原罗贾瓦女性的真实权利与处境。

法律人类学研究是指以参与式观察为基础的法律研究。按照时间顺序,法律人类学的西亚北非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法律人类学关于西亚北非的作品只有一部,可谓缺失的版图。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纳德及其弟子的倡导和实践下,出现了一种可以命名为“纠纷解决类型学”的研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法律人类学关于西亚北非地区的研究出现了法律文化的研究进路。这主要以劳伦斯·罗森的研究为代表。近 20 多年来,法律人类学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研究越发呈现出一种多元并进的特色。具体又可以区分为三种法律维度：法的日常维度、法的历史维度、法的跨国维度。这种研究,从数量上看,相对较少;从地区上看,主要关注世俗化较高的国家;从议题上看,一直位于学科前沿;从方法上看,采用民族志方法,且有明显的比较倾向。法律人类学的西亚北非研究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特的范式。法律人类学之于区域国别研究,其功能和贡献主要在于方法的特殊性。

现代也门国家军政关系的历史,是一部军队、部落势力和政府力量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历史。从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视角,政府主导的现代军队建设是与以部落为主体的传统政治精英达成妥协的结果,非回应性的国家建构之路意味着军队无法完成为政府提供有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从自下而上的部落社会与现代国家互动的视角,部落社会对军队的渗透与控制,赋予军队部落化的特征、强化了军队权力多极化,不仅使军政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沟通机制,更使军职成为一种分享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博弈方式。同时,内嵌于国家与社会中的部落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政治与社会,政治精英的思想和实践强化了部落文化对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力。

近代以来,沙俄政府通过推动哥萨克和自由农民向哈萨克草原移民,增加斯拉夫人口以巩固边疆,但也引发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苏联中央和哈萨克政府逐渐形成了全面改造、开发哈萨克共和国的方针,而移民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集体化运动开始后,苏联政府将富农和国内少数民族迁入哈萨克共和国,有针对性地开发其自然资源。在 20 世纪 30 — 40年代,迁移人数约 201 万。移民迁入哈萨克共和国,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生产方式和民族构成,促进了苏联边疆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移民活动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演变成介于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混合政体。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选举制度与民主化进程的宏观联系,但对混合政体国家的具体制度实践理解尚显有限。本文审视了坦桑尼亚混合政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当代政治争议,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坦桑尼亚独立后,其政治体制经历了从多党制向一党制再到多党制的变迁。然而,一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制度惯性与国际体系因素,导致坦桑尼亚混合政体的特征一直延续至今,并在法律框架、政党政治和政治文化领域引发了诸多争议。虽然混合政体非洲仍将长期存在,但考虑到民主价值和制度发展本身的多样性,混合政体未来或许将超越“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二元对立,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

印度的“中间阶层”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是印度垂直治理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妨碍了国家有效地行使权力,不同时代的不同治理者为了克服这一挑战曾进行过多次尝试。该阶层往往与地方政治相互结合,以地方政党、种姓政党的面貌出现。由于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及其背后的城市工商精英阶层与盘踞在农村的“中间阶层”的矛盾日趋激烈,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以治理者为代表的“向心力”和以“中间阶层”为代表的“离心力”之间的张力,因此印人党崛起和上升背后的基本动力和主要阻力都源于其与“中间阶层”之间此消彼长的力量博弈。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印度目前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背后的主要动力机制,而印人党在应对和打压“中间阶层”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否有效,也决定了印人党扩张的极限。

《屏幕炮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镜头下的国家暴力》一书记录了21 世纪以来巴以冲突背景中摄影机的持续“在场”,数码影像的技术革新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于国家暴力的观察方式,也改变了政治领域中日常见证和评估核实的相关做法。基于人类学对“影像的社会过程”的研究转向,丽贝卡·斯坦（Rebecca L. Stein）聚焦于影像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普及前所遭遇的种种境况,将“影像见证”和“政治否认”作为本书两条潜在的逻辑线,分别阐明了影像见证在军事占领框架中的局限性,以及政治否认在视觉占领逻辑中的通用性。冲突地区的不同个人和机构都赋予影像及其网络传播以政治理想的功能,这些影像使得相机成为日常生活现实的瞄准器,成为真实事件的档案记录,也成为巴以冲突的政治占位符,而个人和机构的行动和焦虑则反映了“将影像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梦想往往可能会落空”。

区域研究在21 世纪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一些变革与社会科学学科的变革同时进行,比如单极/ 多极化、全球化和移民等对当今时代有影响的主题。在这些变革背后,既存在一个痛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也促成了区域研究独有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出现。本研究将绘制全球范围区域研究的新图景,并介绍新的理论和方法论范式。通过主流区域研究、比较区域研究与批判区域研究三种路径,本文将介绍区域研究在21 世纪的发展、这三种路径为区域研究的固有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探讨不同的研究范式如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理论与实证数据等基本张力,它们生产了哪些类别的知识,以及如何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区域研究的基本对象“区域”进行概念化。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创造和实践、一种媒介语言,在人类生活中处处可见且被广泛使用。进一步说,文学可以“再现”生活,甚至自然世界与个人的内在或主观世界,也一直都是文学“模仿”的对象。然而,文学并不单纯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或翻版。作者采用的艺术手法,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反映的社会现实之间是何种关系,艺术创作究竟是通过什么路径将人类自我意识的可塑性与社会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研究人员才能更好地使文学研究变成揭露生活本质的“剥皮刀”,成为深入了解特定社群的独特路径。斯瓦希里语戏剧文学作为现代斯瓦希里语文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赋予本土作者、读者极大的自主权,使他们可以真正创作、演绎、诠释自身社群中的真实生活;更在于外部读者得以通过“戏剧”这一文学载体,体会原汁原味的东非本土社会生活,窥探东非社会变革烙印在普通民众身上的时代印记。本文以现代斯瓦希里语戏剧文学的发展历史为宏观背景,以坦桑尼亚现代戏剧文学巨匠易卜拉欣·侯赛因的封笔之作《在无人之境的边缘》为讨论对象,试探究隐藏在这部戏剧背后、坦桑尼亚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困境与不同人群的应对方式,讨论文本中跃然纸上的关于坦桑尼亚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以期对当下外界感知、理解坦桑尼亚社会文化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

《娘娜》（鬼妻）是泰国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故事之一,娘娜也是泰国民间最著名的女鬼形象。本文使用“历史演进法”对《娘娜》故事进行文本梳理,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考证,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过程。通过分析可见,“娘娜”故事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它并非一个在泰国民间自然孕育成熟的故事,它的雏形与最终成型的故事文本相距甚远。剧作家纳拉提巴攀蓬的音乐剧版本确立了故事的主体情节和核心架构,但其剧本很可能借鉴了中国的《白蛇传》故事,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从民间文学故事类型的角度,《娘娜》和《白蛇传》实际上是同一类型的故事在中国和泰国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文。《白蛇传》故事随华人移民进入泰国,并主要通过戏曲表演在泰国民间和宫廷广泛传播。此外,在故事进一步发展、丰富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泰国的“娘娜”故事是在中泰两种文化的合力作用下形成的,它也成为中泰之间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和见证。

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布隆迪三国都曾于20 世纪后期经历由族群矛盾引发的内战。战后由于三国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其族群政治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卢旺达和布隆迪都保持政局稳定,族群矛盾趋于化解,但埃塞俄比亚再次爆发了内战。族群政治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在各族群间妥善处理国家权力的分配。卢旺达禁止区分民族身份,以“卢旺达人”的国族身份推进民族融合,实行融合主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族群政治化和以族群身份进行权力竞争;布隆迪实行聚合主义民族制度,政治生活以民族身份为基础,各民族按既定比例分享权力,政党的多族群性显著增强,族群关系趋于稳定;埃塞俄比亚不仅强调民族身份,还将民族—地域—政党三重认同相互叠加,以民族为基础的各州泾渭分明,互不融合,且联邦未对各族权力分配做出细致规定。埃塞俄比亚的族群民族主义和民族联邦制使各族之间权力、利益之争和各族内部意识形态之争交织,持续带来冲突和战争风险。虽然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制度已开始从不完全的聚合主义向融合主义转型,埃革阵执政联盟已被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繁荣党取代,但国家仍无法脱离族群政治的困境。

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成为当下世界政治的重要特征,而东南亚地区的经验现实表明,民粹政治的变迁存在显著差异,泰国民粹政治呈现快速勃兴与政变干预的钟摆化特征,菲律宾民粹政治转型为新的政治家族,而印尼民粹政治却转向以策略化和边缘化为特征。既有研究强调经济冲击、精英互动和文化制度等因素的作用,难以对上述现象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了解释三国民粹政治变迁的差异,本文提出了精英联盟制度创建与民粹主义话语诊断的分析框架,并针对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民粹政治开展案例研究。基于这一解释框架,本研究发现,东南亚三国的民粹政治很难通过西方民主制度的自我纠偏能力予以应对,关键在于统治精英是否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政府回应性和国家治理能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优化分配与再分配结构,从而化解民粹政治的侵扰。

以色列定居点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巴以和谈的焦点和难点,既有研究的关注重点是以色列政府、相关政党或宗教组织,但缺乏对以色列国防军与政府在定居点问题上的互动及军队在该问题中的作用的探讨。本文基于对涉及定居点关键政策,即1967 年建设定居点、1993 年巴以和谈及2005 年的沙龙单边撤离政策等案例的历史性分析,提出以色列军政互动的基本模式。文章认为,虽然文官政府以社会动员资源及一定程度上的专业自主权换取军队的认可与服从的经典“交换”关系稳定存在,但是以色列政府并未对军方达到完全控制,一旦军方认为政府某项政策对其造成伤害,则会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挑战;其挑战效度主要由两大要素决定,一是文官政府内部是否存在分歧,二是政府对军方为该项政策提供合法性的需求高低。

印度军政关系以其长期保持平稳的“文官治军”著称。英国在印度推行殖民统治的数百年间不断地调试控制武装力量的手段,其掌控军队的相关制度安排如同“双刃剑”,在确立文官统治军队的同时,也给未来印度构建稳定的军政关系埋下了隐患。伴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印度本土政治集团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参与规划掌控武装力量。印度建国后,国大党政府时期推行了多项去殖民化举措,部分克服了英国“殖民遗产”留下的动荡因素,初步确立起印度式军政关系的基本框架。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应对军事安全领域面临的新挑战,印度人民党政府强力推动了搁置数十年的军事改革,给未来印度军政关系的发展带来诸多变数。

墨西哥政治变革进程中,有三个军政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即殖民地时代（1492 — 1810）、迪亚斯独裁时期（1876 — 1910）、墨西哥一党执政时期（1929 — 2000）;也有两个军政关系相对紧张的时期,即19 世纪上半期考迪罗统治时期（1810 — 1876）和墨西哥革命及革命后初期（1910 — 1929）。与其他拉美国家比较,墨西哥军政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独特性。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南美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威权主义体制,主要表现为军人通过政变建立的军事统治;而墨西哥通过官方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了一种文人执政的软威权体制,避免了军事政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南美国家,与民主化相伴随的是政治的“非军事化”;而在墨西哥,却出现了一种国家的“再军事化”趋势。

编者按：2022 年是“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创立十 周年暨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同年，“区域国别学” 被国家增设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一级学科的设立为区域国 别研究学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学界亟需就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研究理论、人才培养、学科方向设置、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 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加快完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升其水平。 值此之际，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邀请对东南亚、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南亚、欧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北非六个地区进行过 深入研究，且具有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十 位区域国别研究专家齐聚清华园，就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进行 对话与讨论，共同探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发展路径和行动方针。

2022 年 9 月 14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 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 办法》。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的一级学科“扩员”尤其令人瞩目。其 中，“交叉学科”正式确立，下设 7 个一级学科：集成电路科学与工 程、国家安全学、设计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纳米 科学与工程和区域国别学。教育部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公布意味着 持续数年关于建立“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独立一级学科的讨论在中 国国家教育体系中暂告一段落，从而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本文尝试将 中国近年来推动“区域国别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过程本身作为考察和 分析的对象，将这个学科建设的过程作为国家知识体系建设的一部 分，审视这个过程如何嵌入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内部，以及由此给中国 “区域国别学”赋予的特性。通过分析推动独立学科建设背后的政治 经济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的性质、内在 悖论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其结论也可以延伸到更广的中国国家 知识生产体系的性质和未来前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于城市历史进程或城 市化的研究多遵循线性演变的逻辑，也就是城市人口增 多、空间扩大的城市发展史，关注的是描述性的统计分 析，低估了行动者及其行动的重要作用。都市人类学视阈 下的城市变迁研究得以对城市的时空进行解构，透视城市 内街道、建筑物、纪念碑、基础设施等城市场所或部件的 符号力量与文化意义，有助于从动态实践的角度深入理解 城市的复杂性与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将目光聚焦在人口 多达两千万的拉美最大城市墨西哥城，在梳理 19 世纪末 以来墨西哥城“历史中心”及其周围区域在道路规划、城 市建设、空间区隔、景观设计、人文休闲、商业开发等方 面变迁的基础上，试图展现官方话语下的构想空间与当地 居民自下而上的抵抗之间的张力，为理解城市史提供一种 “人”与“城市”双向建构的新视角。

在国内学界各学科不约而同开始讨论田野调查之 际，田野调查已经成为跨学科视野下的一种学术生态。田 野调查生态的形成与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在学界的流行有着 密切关系。跨学科理念在全球学界流行，其背后隐含的是 对现有植根于学科分类的高校体制的解构，以及对基于案 例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强调。在新兴交叉学科的区域 国别研究领域，因其以地理区位划分研究对象的特点，田 野调查成为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方法论。田野调查既是一系 列研究方法的科学集成，也是涵盖了多个学科的学科综 合。跨学科视野下的田野调查的共性在于以问题为导向， 掌握问题的复杂性；追求某个社会场域的整体视角，考虑 对问题看法的多样性；重视第一手材料，强调掌握现实的 动态性。跨学科视野下的田野调查强调自下而上地、生成 性地、从整体性视角对研究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区域国 别学作为我国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学界正在不断探索其知 识体系、学科核心与学科边界所在。区域国别学在将田野 调查看作其核心方法论之一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学科边界模糊性，将包容更多灵活动态的研究进入。

在地理学和地区研究 a 渐行渐远几十年之后，我认 为地理学已经出现了地区研究转向。然而，两个领域之间 的长期分歧导致地理学家对两个问题产生了误解：什么是 作为一门学术的地区研究，以及地区研究能对地理学作出 什么贡献。本文认为，地区研究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种专 注于表现地区差异的研究路径，而应该被视为一种研究领 域，在这一领域中可以对不同地区的差异进行研究实践， 并借助地区研究对地理概念进行“衍射”。地区研究可以 为地理学提供新的研究方式，让后者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 地位以及与世界产生的牵连。

关于现代阿尔及利亚起源，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 者常以“奥斯曼起源说”为解释路径，即阿尔及利亚国家 最早只追溯至奥斯曼时期，对阿尔及利亚早期国家缺乏重 视与研究。阿尔及利亚地区最早的政治实体起源于公元前 4—前 3 世纪时期形成的若干部落联盟。罗马帝国殖民时 期，在外部入侵与内部竞争的双重压力下，这些部落联盟 通过战争的形式相继建立了酋邦制国家努米底亚王国和罗 马化本土政权。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教进入后，部落文明 中的自然凝聚力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宗教凝聚力相结 合，催生了多个地方酋长国。11—13 世纪是阿尔及利亚 早期国家形成的成熟时期。通过宗教变革的方式，沙漠边 疆地带的柏柏尔部落对中心地带发动了多次征服运动，先 后建立了两个边疆性帝国。阿尔及利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 史事实反映了西方殖民统治前非洲已经存在着丰富的政治 文明。

普通法系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系， 该法系的成员包括英国、美国和绝大多数的英联邦国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作为一个主要受到大陆法和 伊斯兰法影响的国家，近年来在迪拜和阿布扎比分别建设 了两个实行普通法制度的金融自由区。阿联酋主动移植英 国普通法的案例，开创了 21 世纪英国前殖民地和被保护 国主动移植英国法律的新模式，探索了在具有法典法传统 的国家引进判例法的可能性，也体现了英国普通法在法律 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优势。

自 2020 年马里发生军事政变以来，法国与马里军 政府的关系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一些研究认为俄罗斯 “瓦格纳”集团的介入、马里社会各界的反法情绪、马里 军政府对民主规则与价值的违背是导致法马关系破裂的 主因。这些观点大多从具体的事件因果逻辑层面诠释问 题，将法国视为被动回应的一方，而非从国家行为逻辑层 面系统地解释法国做出相关决策的原因。法国的对非政策 长期受两套理性规则影响，即以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为内核 的“价值理性”规则，与以国家实际利益为主导的“工具 理性”规则。历史上，法国的对非政策以“工具理性”优 先。近年来，奥朗德、马克龙领导下的法国政府试图将 “价值理性”作为对非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法国 2013 年 对马里军事干预的决策过程，表明“价值理性”在法国对 马里政策中的权重已显著增加，已经等同乃至超过“工具 理性”的影响力。这种对“价值理性”的重视在马克龙时 期进一步加强。2020—2022 年马里连续两次发生政变后， 法国政府的决策表明其愿意为了遵循“价值理性”而牺牲 “工具理性”，这种变化具有趋势性。但这不意味着法国在萨赫勒地区乃至更广大的撒南非洲地区完全抛弃“工具 理性”。法国对 2021 年政变后的乍得的态度表明，对于 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支点国家，法国仍然愿意执行一些与 “价值理性”相违背的政策。因此，如乍得、尼日尔等因 其军事资源与自然资源对法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很有 可能获得法国基于“工具理性”的特别宽待。而像马里、 布基纳法索等军事能力薄弱、缺乏战略资源、治理赤字高 筑的国家，可能会成为法国“价值理性”下苛责的对象。

巴西是拉丁美洲众多国家里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国 家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存在相似性，甚至被认为是 “热带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着亲近性。 本文认为这并不是近些年两国极右翼政府之间简单的呼应 与模仿，其背后有长期演进的制度性原因。自 19 世纪末 以来，巴西与美国在制度层面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 演变而生了这种亲近性。本文从制度供需的角度切入，从 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分析巴西与美国存在亲近性 的原因。从供给与需求的分析框架来看，巴西与美国的亲 近性是巴西因自身发展的制度需求而向美国学习并靠近的 结果，同时也是美国为了实现其在拉美地区的战略利益而 对巴西提供和输出制度的结果。

作为学科术语和政治话语，南北关系通常用来描述富裕的工业发 达国家与较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上述关系被冠以地 理之名，但决定南北分野的结构性因素在于社会经济指数而非地理位 置。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位于北半球，也并非所有位于 南方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具体而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生产 力、失业率、文盲率、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等各方面要素共同决定 了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判定标准。除社会经济维度外，南北关系 中同样存在政治层面的含义，南北双方在国际政治中形成联盟和机 构，以代表各自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在南北关系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被殖民掠夺和压迫的经历造就了南方国家共同的身份认同。然 而，南北国家并非总是处于冲突当中，由于过去的殖民历史和当前的 全球化现象，双方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除了南方国家对北方国 家在殖民时代的统治制度有大量继承之外，双方也产生了超越南北框 架之外的新的联结。 

国际学界对于南北关系研究的关注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提 升而逐渐出现的。在 20 世纪的冷战中，美苏两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 都试图拉拢刚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这样的战略兴趣导致 20 世纪 50 年代北方国家的大学中建立了发展研究。当时主导发展研究的现 代化理论普遍认为，全球南方的传统机制和价值是发展的障碍，现代 化之路是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学习的单一、线性发展道路。与现代化 理论不同，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拉美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指出了南北 关系的冲突性，认为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霸权是导致南方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全球南方国家中出现了成功的发展案例，越来 越多学者呼吁不要将“南北”一词理解为固定的空间单位，而是一种 基于不平等和支配的全球现象。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前殖民大国和南 方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各类国家群体之间。 

本期设置“南北关系”专题，试图从多学科的视角探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不同层面。其中，周燕的文章指出，巴西与美国 的紧密关系并非只是因为同处美洲地区，而是巴西因自身发展的制度 需求而向美国学习并靠近的结果；而美国对巴西的制度输出则更多是 出于自身在拉美地区的战略利益考量。唐溪源的文章指出，法国对非 洲的政策长期受到以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为内核的“价值理性”规则和 以国家实际利益为主导的“工具理性”规则影响，并以法国近年来对 马里军政府的政策为例，证明了“工具理性”仍是法国对非政策的首 要标准。马悦的文章指出，主要受到大陆法和伊斯兰法影响的阿联酋 主动在迪拜和阿布扎比建设施行普通法制度的金融自由区，开创了 21 世纪英国前殖民地和被保护国主动移植英国法律的新模式，是具 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引进判例法的最新案例。

Starting from the book Between Nation-States and Area Studies, this dialogue discusses the academic boom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Area Studies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Wu Xiao’an points out that Orientalism, colonial studies, and postwar American-led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are three important intellectual sources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in China today. Between Nation-States and Area Studies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o scholarship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in the midst of new sequence of academic history and paradigm shifts. In particular, Wu emphasizes that, based on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findings, area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wo important basic points: first, starting from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second, relat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Global South. To be truly meaningful, interdisciplinary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s must be based on one disciplinary norm (Discipline) and original deeply researched case studies. During the dialogue, Wu Xiao'an enthusiastically shared his experience of decades of area studies and research with the young schol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