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的“叙事转向”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其所蕴含的反思理念和主体意识对理解当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相互嵌入，与之相应的讨论与实践既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也期待形成更具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共识。立足叙事之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现实诉求，本文围绕叙事的理论内涵、生成逻辑和主体行动，探究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互嵌逻辑与经验，认为转化叙事结构、培养叙事主体、提升叙事能力可作为推动交叉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互促的路径。在理念层面，叙事作为一种视角有助于剖析既有区域研究知识生产的“地方性”，呈现“全球书写”的主体性和历史性；在经验层面，叙事作为一种过程再现中国区域国别学学术实践的多样化发展，有助于理解中国进行“全球书写”时的多主体交互境遇；在现实层面，叙事作为一种策略成为推动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抓手。在此基础上，本文拟阐明以学术研究实现知识转化的经验和机制，并探索以叙事带动对话的可能路径，以此延伸区域国别学的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

进一步发展区域国别学是当代中国学术进步与政策实践的重要任务，但是如何在区域国别学的视角下进行经济问题的研究尚未形成共识。本文致力于在讨论现有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并以作者对南非产业园区的研究实践为例进行阐述与反思。一方面，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可以借鉴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以提升研究科学性，特别是理性人假设、因果推断方法与随机对照试验；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在进行经济问题研究时，可以突破经济学的学科界限，利用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等方法生成新的情境化知识，以弥补经济学方法在理解区域国别属性问题上的不足。同时，“在地”与“在野”的研究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张力，怎样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是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经济问题研究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本文首次探讨了在区域国别学视角下探索经济问题研究的系统思路，并提供了有关研究实践的案例与反思。这一思路显示出结合经济学内外方法的巨大潜力，也同时揭示了人才培养中田野技能与实践的重要性。

根基派是俄国19世纪下半叶一个集哲学、宗教学、美学、历史学、文化学和文学批评于一身的醒目社会思想派别，对俄罗斯正教“国民性”特征的探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高里耶夫、斯特拉霍夫等根基派理论家的核心命题。就这一命题而言，根基派的优势在于将正教“聚合性”原则与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本质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俄罗斯思想谱系中实现了一种主体性的民族精神建构。换言之，根基派把以东正教信仰为内核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当作认知对象，视俄罗斯为鲜活的、尚未被西方理性主义所浸染的自由和爱的有机体，力图在继承斯拉夫派正教“国民性”论述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一种以揭示俄罗斯正教“国民性”为内容、超越斯拉夫派的主体性民族文化批评理论。这一理论派别对此后不同时期俄罗斯思想界所展开的“国民性”探讨构成了意义深远的历史影响。

对于隐私权是否属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这一问题，印度最高法院经历了否认隐私权为基本权利、假定隐私权为基本权利和确认隐私权为基本权利三个阶段。本文通过梳理印度最高法院关于隐私权的判例，勾勒隐私权及对相关宪法条文的解释在印度最高法院宪法判例中的发展历程，认为印度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理论经历了从原旨解释到“活宪法”的转变，而此种转变是通过在方法层面从文本解释向结构主义解释的转变实现的。印度最高法院的此种转变反映出其在后紧急状态时期法观念的变化，即从实证主义法律观转向借助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学说，通过结构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使隐私权等一系列在宪法第3编中未列明的权利得以被纳入宪法第21条的保护范围，从而实现了基本权利的扩张。

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法制改革的重心，但此类以司法赋权为目标的制度改革并非都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若将司法审查作为政治博弈的工具，会严重影响司法独立及权力制约功能的发挥。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宪法革命发生的政治动因及其影响充分揭示了司法赋权的功能与限度。以色列最高法院推动宪法革命的政治动因使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司法审查制度未能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发挥其积极作用，反而让以色列深陷政治司法化的深渊，加剧了国内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权力斗争，对国家政治的稳定性亦造成消极影响。对以色列宪法革命内外动因的研究为剖析司法赋权的功能与限度提供了经验与样本，有助于反思现代国家法治变革的路径选择。

在20世纪末的南非转型时期，新设立的南非宪法法院具有审查宪法的职能。1996年，南非宪法法院依照1993年临时宪法及宪法原则，审议了南非新宪法以及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省宪法，由此影响了南非新社会的宪法秩序。从宪法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转型时期的南非宪法法院发挥着特殊的社会功能，它保障着南非宪法秩序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推动南非从不平等的种族秩序走向平等的宪法秩序。

摩洛哥的宪法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复合宪制”，融合了传统和现代元素。传统元素即摩洛哥历史上的“信士长官”制度及其在宪法文本和实践中的延续，而现代元素则移植自法国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混合制政体。既有文献缺乏基于比较宪法和法律移植视角对于摩洛哥宪法体制中现代因素的系统研究。摩洛哥1962年宪法移植自法国1958年宪法。摩洛哥宪制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宪制有相似之处，但与法国总统相比，摩洛哥国王享有更大的权力。1962年宪制的宪法实践从未出现过“分裂多数”或“君相共治”的情况，该国政体呈现出君权独大的“超级总统制”特征。在行政权构造方面，国王领导行政部门，一元独大。在立法权构造方面，国王享有诸多影响及介入立法的权力。在政府与议会的关系方面，移植自法国的“理性化议会制”导致议会对政府制衡能力缺失。尽管宪法移植为摩洛哥政治体制注入了现代因素，但仍存在局限性，这为2011年的宪法改革埋下了伏笔。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奠定了基本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缅甸是世界上军人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该国军政权曾一度于2011年3月向新政府移交了政治权力，但在此之前制定了保障军队特殊利益的宪法。围绕2008年《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及其修订，缅甸的不同政治势力在过去10年间持续进行博弈，然而修宪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军队却于2021年2月发动政变再次推翻了民选政府。2023年10月以来，政府军在与地方武装的交战中连连失利，影响到缅甸政局的走向。在缅甸未来政治转型的前景中，基于2008年《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的修宪将是一个候选项。修宪不仅涉及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之外是一个个具有能动性的政治行动者，他们有着不同的利益与预期，修宪的内容和方案等都必须考虑到这些政治行动者的因素。本文梳理了2010年后缅甸两次主要的修宪案例，这两次修宪活动都以失败告终。采用“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的方法，本文分析了2008年《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并提出修宪应涉及的主要内容，以及应遵循的原则和路径。

受2011年阿拉伯国家政治风波影响，埃及局势持续动荡。穆巴拉克辞职后，议会多次关闭，权力在军方和穆兄会间不断更迭。其间，埃及宪法屡遭重订。源于“工具性”立宪的弊端，军方的威权统治与穆尔西伊斯兰化立法之间的冲突异常激烈，修宪之争成为困扰埃及宪政改革的关键因素。2014年初，曼苏尔过渡政府的新宪法草案公投获高票通过，但危机犹存。2019年，埃及再次对新宪法作出了修改。宪法能否带来持续的稳定和发展，埃及各派别如何实现政治协商，军方怎样发挥其独特作用，民意和宪政诉求能否实现，这些问题将是决定埃及能否走出工具性宪法危机的关键。

现代语言在传统学科中的归属存在矛盾,它既可以归入以社会科学为导向的地区研究范畴,又可以归入与文学和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与此同时,地区研究学者也面临一定的障碍,他们很难让社会科学家相信,语言能力不仅仅是一种能够帮助社会科学家将研究工作扩展到非英语世界的工具。本文认为上述两方面矛盾所带来的明显混乱为现代语言学家进行学科更新提供了动力。而学科更新则可以通过两方面的努力来实现,一是与社会科学建立更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提升现代语言在人文学科中的重要性。本文关注社会科学中重新兴起的对具体时空情境的兴趣。本文认为人是具体时空的集中体现,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以将语言知识从单纯的技能转变为重构的新地区研究（New Area Studies）的知识核心。本文将分析新地区研究如何摆脱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如何摆脱将大国作为主要分析单位的传统框架。新地区研究拒绝将“地区”作为一个有界实体概念,并且关注贯穿于不同地区的事物而非地区内的事物,比如媒体、各类艺术形式、图像、知识和人。本文将讨论新地区研究对未来的现代语言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语言跨越传统边界的能力能助其重新成为新地区研究的前沿,并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复兴的人文学科的前沿。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的扩大,库尔德女性运动也在不断发展。在政治运动中积累实践经验的同时,库尔德人也在不断推动本土性别理论的创新。2005 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提出“民主邦联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理念,确认了性别平等与女性解放在库尔德运动意识形态中的中心地位。2008 年,奥贾兰通过研究女性受压迫的历史,总结库尔德女性多年斗争经验,提出“女性学”（Jineology）概念,从而指导新时期女性运动与地区建设。“女性学”创造了专属女性的话语体系,是从女性视角还原历史的重要尝试,也是对男性垄断知识生产的挑战与女性在中东父权社会长期失声的反抗。简要回溯库尔德女性从“失声”走向“发声”的历史后,本文将结合“失声群体”理论,对“民主邦联主义”与“女性学”理论及其指导之下的性别运动实践进行剖析,还原罗贾瓦女性的真实权利与处境。

法律人类学研究是指以参与式观察为基础的法律研究。按照时间顺序,法律人类学的西亚北非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法律人类学关于西亚北非的作品只有一部,可谓缺失的版图。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纳德及其弟子的倡导和实践下,出现了一种可以命名为“纠纷解决类型学”的研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法律人类学关于西亚北非地区的研究出现了法律文化的研究进路。这主要以劳伦斯·罗森的研究为代表。近 20 多年来,法律人类学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研究越发呈现出一种多元并进的特色。具体又可以区分为三种法律维度：法的日常维度、法的历史维度、法的跨国维度。这种研究,从数量上看,相对较少;从地区上看,主要关注世俗化较高的国家;从议题上看,一直位于学科前沿;从方法上看,采用民族志方法,且有明显的比较倾向。法律人类学的西亚北非研究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特的范式。法律人类学之于区域国别研究,其功能和贡献主要在于方法的特殊性。

现代也门国家军政关系的历史,是一部军队、部落势力和政府力量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历史。从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视角,政府主导的现代军队建设是与以部落为主体的传统政治精英达成妥协的结果,非回应性的国家建构之路意味着军队无法完成为政府提供有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从自下而上的部落社会与现代国家互动的视角,部落社会对军队的渗透与控制,赋予军队部落化的特征、强化了军队权力多极化,不仅使军政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沟通机制,更使军职成为一种分享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博弈方式。同时,内嵌于国家与社会中的部落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政治与社会,政治精英的思想和实践强化了部落文化对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力。

近代以来,沙俄政府通过推动哥萨克和自由农民向哈萨克草原移民,增加斯拉夫人口以巩固边疆,但也引发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苏联中央和哈萨克政府逐渐形成了全面改造、开发哈萨克共和国的方针,而移民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集体化运动开始后,苏联政府将富农和国内少数民族迁入哈萨克共和国,有针对性地开发其自然资源。在 20 世纪 30 — 40年代,迁移人数约 201 万。移民迁入哈萨克共和国,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生产方式和民族构成,促进了苏联边疆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移民活动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演变成介于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混合政体。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选举制度与民主化进程的宏观联系,但对混合政体国家的具体制度实践理解尚显有限。本文审视了坦桑尼亚混合政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当代政治争议,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坦桑尼亚独立后,其政治体制经历了从多党制向一党制再到多党制的变迁。然而,一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制度惯性与国际体系因素,导致坦桑尼亚混合政体的特征一直延续至今,并在法律框架、政党政治和政治文化领域引发了诸多争议。虽然混合政体非洲仍将长期存在,但考虑到民主价值和制度发展本身的多样性,混合政体未来或许将超越“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二元对立,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

印度的“中间阶层”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是印度垂直治理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妨碍了国家有效地行使权力,不同时代的不同治理者为了克服这一挑战曾进行过多次尝试。该阶层往往与地方政治相互结合,以地方政党、种姓政党的面貌出现。由于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及其背后的城市工商精英阶层与盘踞在农村的“中间阶层”的矛盾日趋激烈,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以治理者为代表的“向心力”和以“中间阶层”为代表的“离心力”之间的张力,因此印人党崛起和上升背后的基本动力和主要阻力都源于其与“中间阶层”之间此消彼长的力量博弈。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印度目前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背后的主要动力机制,而印人党在应对和打压“中间阶层”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否有效,也决定了印人党扩张的极限。

《屏幕炮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镜头下的国家暴力》一书记录了21 世纪以来巴以冲突背景中摄影机的持续“在场”,数码影像的技术革新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于国家暴力的观察方式,也改变了政治领域中日常见证和评估核实的相关做法。基于人类学对“影像的社会过程”的研究转向,丽贝卡·斯坦（Rebecca L. Stein）聚焦于影像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普及前所遭遇的种种境况,将“影像见证”和“政治否认”作为本书两条潜在的逻辑线,分别阐明了影像见证在军事占领框架中的局限性,以及政治否认在视觉占领逻辑中的通用性。冲突地区的不同个人和机构都赋予影像及其网络传播以政治理想的功能,这些影像使得相机成为日常生活现实的瞄准器,成为真实事件的档案记录,也成为巴以冲突的政治占位符,而个人和机构的行动和焦虑则反映了“将影像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梦想往往可能会落空”。

区域研究在21 世纪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一些变革与社会科学学科的变革同时进行,比如单极/ 多极化、全球化和移民等对当今时代有影响的主题。在这些变革背后,既存在一个痛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也促成了区域研究独有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出现。本研究将绘制全球范围区域研究的新图景,并介绍新的理论和方法论范式。通过主流区域研究、比较区域研究与批判区域研究三种路径,本文将介绍区域研究在21 世纪的发展、这三种路径为区域研究的固有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探讨不同的研究范式如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理论与实证数据等基本张力,它们生产了哪些类别的知识,以及如何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区域研究的基本对象“区域”进行概念化。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创造和实践、一种媒介语言,在人类生活中处处可见且被广泛使用。进一步说,文学可以“再现”生活,甚至自然世界与个人的内在或主观世界,也一直都是文学“模仿”的对象。然而,文学并不单纯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或翻版。作者采用的艺术手法,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反映的社会现实之间是何种关系,艺术创作究竟是通过什么路径将人类自我意识的可塑性与社会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研究人员才能更好地使文学研究变成揭露生活本质的“剥皮刀”,成为深入了解特定社群的独特路径。斯瓦希里语戏剧文学作为现代斯瓦希里语文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赋予本土作者、读者极大的自主权,使他们可以真正创作、演绎、诠释自身社群中的真实生活;更在于外部读者得以通过“戏剧”这一文学载体,体会原汁原味的东非本土社会生活,窥探东非社会变革烙印在普通民众身上的时代印记。本文以现代斯瓦希里语戏剧文学的发展历史为宏观背景,以坦桑尼亚现代戏剧文学巨匠易卜拉欣·侯赛因的封笔之作《在无人之境的边缘》为讨论对象,试探究隐藏在这部戏剧背后、坦桑尼亚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困境与不同人群的应对方式,讨论文本中跃然纸上的关于坦桑尼亚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以期对当下外界感知、理解坦桑尼亚社会文化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

《娘娜》（鬼妻）是泰国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故事之一,娘娜也是泰国民间最著名的女鬼形象。本文使用“历史演进法”对《娘娜》故事进行文本梳理,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考证,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过程。通过分析可见,“娘娜”故事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它并非一个在泰国民间自然孕育成熟的故事,它的雏形与最终成型的故事文本相距甚远。剧作家纳拉提巴攀蓬的音乐剧版本确立了故事的主体情节和核心架构,但其剧本很可能借鉴了中国的《白蛇传》故事,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从民间文学故事类型的角度,《娘娜》和《白蛇传》实际上是同一类型的故事在中国和泰国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文。《白蛇传》故事随华人移民进入泰国,并主要通过戏曲表演在泰国民间和宫廷广泛传播。此外,在故事进一步发展、丰富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泰国的“娘娜”故事是在中泰两种文化的合力作用下形成的,它也成为中泰之间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和见证。

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布隆迪三国都曾于20 世纪后期经历由族群矛盾引发的内战。战后由于三国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其族群政治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卢旺达和布隆迪都保持政局稳定,族群矛盾趋于化解,但埃塞俄比亚再次爆发了内战。族群政治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在各族群间妥善处理国家权力的分配。卢旺达禁止区分民族身份,以“卢旺达人”的国族身份推进民族融合,实行融合主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族群政治化和以族群身份进行权力竞争;布隆迪实行聚合主义民族制度,政治生活以民族身份为基础,各民族按既定比例分享权力,政党的多族群性显著增强,族群关系趋于稳定;埃塞俄比亚不仅强调民族身份,还将民族—地域—政党三重认同相互叠加,以民族为基础的各州泾渭分明,互不融合,且联邦未对各族权力分配做出细致规定。埃塞俄比亚的族群民族主义和民族联邦制使各族之间权力、利益之争和各族内部意识形态之争交织,持续带来冲突和战争风险。虽然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制度已开始从不完全的聚合主义向融合主义转型,埃革阵执政联盟已被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繁荣党取代,但国家仍无法脱离族群政治的困境。

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成为当下世界政治的重要特征,而东南亚地区的经验现实表明,民粹政治的变迁存在显著差异,泰国民粹政治呈现快速勃兴与政变干预的钟摆化特征,菲律宾民粹政治转型为新的政治家族,而印尼民粹政治却转向以策略化和边缘化为特征。既有研究强调经济冲击、精英互动和文化制度等因素的作用,难以对上述现象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了解释三国民粹政治变迁的差异,本文提出了精英联盟制度创建与民粹主义话语诊断的分析框架,并针对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民粹政治开展案例研究。基于这一解释框架,本研究发现,东南亚三国的民粹政治很难通过西方民主制度的自我纠偏能力予以应对,关键在于统治精英是否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政府回应性和国家治理能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优化分配与再分配结构,从而化解民粹政治的侵扰。

以色列定居点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巴以和谈的焦点和难点,既有研究的关注重点是以色列政府、相关政党或宗教组织,但缺乏对以色列国防军与政府在定居点问题上的互动及军队在该问题中的作用的探讨。本文基于对涉及定居点关键政策,即1967 年建设定居点、1993 年巴以和谈及2005 年的沙龙单边撤离政策等案例的历史性分析,提出以色列军政互动的基本模式。文章认为,虽然文官政府以社会动员资源及一定程度上的专业自主权换取军队的认可与服从的经典“交换”关系稳定存在,但是以色列政府并未对军方达到完全控制,一旦军方认为政府某项政策对其造成伤害,则会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挑战;其挑战效度主要由两大要素决定,一是文官政府内部是否存在分歧,二是政府对军方为该项政策提供合法性的需求高低。

印度军政关系以其长期保持平稳的“文官治军”著称。英国在印度推行殖民统治的数百年间不断地调试控制武装力量的手段,其掌控军队的相关制度安排如同“双刃剑”,在确立文官统治军队的同时,也给未来印度构建稳定的军政关系埋下了隐患。伴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印度本土政治集团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参与规划掌控武装力量。印度建国后,国大党政府时期推行了多项去殖民化举措,部分克服了英国“殖民遗产”留下的动荡因素,初步确立起印度式军政关系的基本框架。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应对军事安全领域面临的新挑战,印度人民党政府强力推动了搁置数十年的军事改革,给未来印度军政关系的发展带来诸多变数。

墨西哥政治变革进程中,有三个军政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即殖民地时代（1492 — 1810）、迪亚斯独裁时期（1876 — 1910）、墨西哥一党执政时期（1929 — 2000）;也有两个军政关系相对紧张的时期,即19 世纪上半期考迪罗统治时期（1810 — 1876）和墨西哥革命及革命后初期（1910 — 1929）。与其他拉美国家比较,墨西哥军政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独特性。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南美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威权主义体制,主要表现为军人通过政变建立的军事统治;而墨西哥通过官方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了一种文人执政的软威权体制,避免了军事政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南美国家,与民主化相伴随的是政治的“非军事化”;而在墨西哥,却出现了一种国家的“再军事化”趋势。

编者按：2022 年是“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创立十 周年暨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同年，“区域国别学” 被国家增设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一级学科的设立为区域国 别研究学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学界亟需就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研究理论、人才培养、学科方向设置、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 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加快完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升其水平。 值此之际，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邀请对东南亚、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南亚、欧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北非六个地区进行过 深入研究，且具有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十 位区域国别研究专家齐聚清华园，就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进行 对话与讨论，共同探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发展路径和行动方针。